神退民进的盛宴：一个关于存在与意义的历史素描

                                   ―― 读薛华的《前车可鉴》笔记

经济学家朗咸平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作《国退民进的盛宴》，是讲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是如何被贱卖，肥了个人的。最近我刚刚读了美国思想家薛华讲述西方文化思想史的《前车之鉴》（How should we then live？）一书，这是非常经典的一本护教书，薛华以先知般焦灼之心，以此书向深陷人本主义泥沼的西方社会大声疾呼，并对反基督教的思想潮流作了有力的回击。读薛华的书帮助我更加厘清了整个西方、也是人类主流思想变迁的过程中，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被人本主义的精神挤出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我有感动写下一些笔记的时候，“神退民进的盛宴”就成了我们最好的标题。

存在（existence）与意义（essence）的关系，是整个人类宗教、哲学和文化思想所探讨的核心，也是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人绝不可能回避的题目。这个宗教和哲学上的命题，不只是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问题。台湾作家李敖曾说：“我发现，每一场政治运动其实都是一场思想运动。”这话是不错的。我们不要觉得存在与意义这一类哲学命题，只是属于象牙塔里的，与我们遥不可及。不是这样的。每一次有新的哲学思想出现，其实都像有一颗原子弹爆炸，然后它的冲击波从这思想的核心一轮一轮地扩张开来，先是波及到文化艺术领域，然后冲击到意识形态领域，随后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以至产生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运动，等到普通老百姓们感受到它的时候（虽然他们可能不明白这思想的理论和名词），这思想的核心本质已经渗入到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既成事实了；也许他们从来不关心在自己衣食住行以外的任何“理论”，但某种预设的、主流的当代哲学思想却早已在他的周围、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主宰着包括他在内的芸芸众生的言语行为、生活态度、待人接物，甚至吃喝拉撒睡。

这样，我们基督徒确是有文化使命的，世俗的思想都有改变人心的力量，何况是我们所献身的真理呢？我们更要传扬这真理，传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传扬福音，我们相信这福音必要影响、更新、改变一个时代人们的生命，“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林后 10：3－5）

下面，从存在与意义之关系的角度看，我们可以非常粗枝大叶地把这个从神本到人本的人类思想演变进程分为几部分讨论。

（一）存在的意义先于存在：神的启示

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常常谈到启示（基督教有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从存在与意义之关系的角度看，启示意味着：意义先于存在，即，我们存在的意义在我们存在之前就被赋予了。

换句话说，我们人类怎么才能知道自身存在的意义呢？靠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找不到！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领受启示，因为我们存在的意义是超越我们自身的，是先存的，是被赋予的！这位赋予我们存在意义者是谁呢？就是上帝。上帝是先存的，是自存的，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启示录 1：4），不仅如此，上帝也是有位格的，祂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翰 14：6），这道路、真理和生命，在我们不存在之前就存在了，在我们不知何为道路、何为真理、何为生命之前就存在了。我们存在的意义必须要从上帝那里找，不能从自己找；上帝是主动的，我们是被动的；上帝总是主动的、作工的上帝；真理不是客体，而是主体；我们不是主体，而是客体；不是我们来寻找真理，而是有生命、有位格、有爱有恨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来找我们！感谢主！

启示就是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来被动地领受（我们能够领受进去也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上帝不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能认识祂，我们就不能认识真理，我们就找不到出路，我们就得不到生命。感谢主！当然，我们接受启示论的前提是，我们接受有一位作为创造主的上帝，而我们不过是被造的，即，被造物的地位就意味着，他在本质上与创造他的上帝是有质的区别的，这地位就决定了他是没有能力去了解超越他以外的任何事物的。这样，启示就是创造者主动对被造者说话，与被造者建立关系，而这关系是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关系。（自然神论者却不认为创造了宇宙和人类的上帝还继续对我们“感兴趣”，而是遗弃了我们，任凭我们自生自灭。）

我们在慕道班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用这样一个比方来描述什么是启示。如果我们买了一个很精密的数码仪器，这个仪器知道自己的用途是什么吗（存在的意义）？它知道自己如何被操作，才能实现这个目的吗？当然，这个仪器本身并不知道。就像是一个数码相机不知道它自己到底是应该照相用呢，打电话用呢，还是作别的用处呢。那么，我们有什么途径知道呢？大概有两个，一个是看它的说明书，一个是找造它的人，就是给厂家打热线电话。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精密的“仪器”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类（当然我们不是机械，我们是有灵魂的，有神的形像）。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用途、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和使用规范呢？也是两个途径，就是看我们自己的使用说明书：圣经，和与我们的创造者建立关系，祂就是籍着圣经和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的上帝。感谢主！

李敖说的没错，每一个朝代的兴起，首先是每一种文化思想的兴起，而这思想，在根本上是对先前那一个失败、腐朽了的思想的一种“否定、变革和超越”。然而，从历史上，我们无一例外地看到，虽然每一个朝代在一开始，都似乎启动得很不错，都有一些“盛世”和“复兴”什么的，但是很快，这个朝代也变质了，也抛锚了，跑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这每一次的思想运动，不是基于神的启示，而只是来自人的智慧！而离开了神的启示的人的智慧，在本质上是先天无能的，在道德上是先天无力的，是自相矛盾的，到了时候，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你等着看，它就要像定时炸弹一样地引爆。关于这一个事实，薛华打的比方是，一座桥，如果你用塑料一类的低强度材料建成（产生于人类智慧的材料），那么，当行人、自行车、马车经过的时候，它不会暴露出任何问题，但是当大货车（人类罪性大爆发时的社会危机）经过的时候，它一定就垮了！我喜欢的另一个比喻是，我们人类（对个人和整个社会同样适用）好比一辆车，本来是应该烧汽油的，却注进了汽水，那跑了几百米以后，不抛锚才怪呢！

这样，启示的必要就意味着人之智慧的无能（人凭自己不能为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以及神不可思议的恩典（神若不主动怜悯启示我们，我们就永远生活在黑暗和无知当中）；人类必须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以自己为中心的宇宙观，因为在我们未有以前，就有一位远远比我们伟大的、人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的上帝存在；并且，不是别的，唯有上帝祂自己，在没有世界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我们存在的意义，并为此创造了我们：就是使我们认识祂，荣耀祂，敬拜祂，全心爱祂，以祂为乐、为全部的满足！感谢神！

我们知道，在今天世上主要的宗教里面，只有三个是相信独一上帝和独一上帝乐意对我们启示的，就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是只接受旧约律法书，伊斯兰教是篡改了圣经，而唯有我们基督教，相信上帝真正的启示、上帝最终的救赎、上帝全备的应许，在祂的儿子，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里都成就了！我们和上帝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桥梁，就是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前 3：16－17）

“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祂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提前 1：5－6）

（二）存在先于存在的意义：西方文明中对意义的理性与非理性寻求

薛华在《前车可鉴》一书中提到，自古希腊时代开始，一直到18世纪之前，非基督教哲学家都是理性主义者，即，他们相信理性的可靠性，相信通过理性可以把我们带到人生意义的彼岸，但他们否认和拒绝从人之外而来的一切知识，也就是否认神的启示的必须；同时，他们也都是乐观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相信通过理性，人类能够建立一套统一的、囊括一切的知识体系 ―― 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理性的努力寻找到真理吗？我们能够凭借自身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到真确的意义吗？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持乐观的态度，他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而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便处于这个漫长的“理性乐观”时代的最后一段时光。

这期间的哲学家数不胜数（薛华称之为“旧的一代”哲学家），在这里我们只略略提到大家都熟知的柏拉图（他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来解说薛华这样分类的意思是什么：一方面，柏拉图思想之所以是高举理性的，是因为在他的理念框架里，世界是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的，其中，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而人类所感受、接触到的这个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影子，由暂时的现象组成；另一方面，柏拉图思想之所以是“乐观的”和排除启示的，在于他（本身作为一名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先验地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是由天赋而来，知识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而人类通过思想和推理，能够“实现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即，恢复人类自己固有的知识，再现出灵魂中固有的理念知识（排除了外在启示的必须） ―― 这是一个非常人本的乐观主义的态度。

薛华打比方说到，这些“旧的一代”的哲学家们，都好像在做一件事，就是画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哲学家画了一个圆圈，说：“实体真实而全面的知识就在这个圆圈里面了”；然而，很快，另一个哲学家来了，一笔涂抹掉了这个圆圈，另画了一个，说：“那个是错的，这个才是！”然后，又来了第三个哲学家……这样，周而复始，过了一个又一个世纪，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这许多的圆圈被画了又涂，涂了又画，每一个新来的哲学家都否定上一代的体系，提出新的体系，却又被下一代的否定 ―― 虽然没有一位思想家能够真正画出这个圆圈，但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他们仍乐观地相信，后来总会有人能够把那个圆圈画出来。

然后，薛华笔锋一转，说：“不久，抹掉前人圆圈的过程停了下来，历史上发生了一个突然的转变，这转变就是使现代人成为现代人的关键。”

这个转变，发生于18世纪，薛华认为，主要是由四位哲学家促成了这种转变，他们是：卢梭，康德，黑格尔和祁克果；就这四人的影响，薛华评论到：“他们扬弃以往那种乐观思想，转向缺乏乐观盼望的现代道路。这种转变的产生，是因为人文主义的理想已经失败了。”“他们的影响力一起发挥出来的时候，以前那种以为单凭理性就可以建立起统一而真实的知识的乐观主义，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影响的力量极为巨大而普遍，甚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也无不受影响。”（薛华特别提到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其实不属此类“新一代”的哲学家，因为笛卡尔仍相信通过数学和数学分析，能够找到统一的真理体系）

而这四位哲学家所采取的方法论，其实仍是古老的二分法，比如，康德把世界分为“本体世界”（存在意义范畴）和“现象世界”（科学理性范畴），祁克果则分为“悲观主义”（理性范畴）和“乐观主义”（非理性范畴）两个世界 ―― 方法虽然仍是古老的二分法，但结论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第一，“新一代的”哲学家们都认定：这两个世界不能再统一在一起了；第二，寻找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再归在理性的范畴（所谓“下层”），而是放在了非理性的范畴（所谓“上层”）！

薛华也很准确地分析了这次近代哲学转变的动因，他说，那是因为人文主义的理性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缩减（reductionism）为一团毫无意义的分子和原子，一个概率事件，一个机械运动，就如一名哈佛大学的化学教授说过的：“400年前，一组名叫莎士比亚的分子，创造了《哈姆雷特》。” 所谓“新的一代”哲学思维的出现，便是对这种困境的反动。

之后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是这种转变的进一步深入扩展。大家都知道的代表人物有萨特，卡缪，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他们认为人生的答案根本与理性无关，即在理性范围内，一切事物都是荒谬的，而借着我们的意志采取行动，是唯一肯定我们的存在，赋予我们存在之意义的途径。这种存在主义思潮的继续发展，就越来越进入神秘主义，越来越注重挖掘我们人类里面的所谓“神性”和超理性体验，这就形成了“新纪元运动”，越发站在敌对上帝的立场上；当我们厘清了人文思想的历史脉络，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过去，我们所追随的思想家们是使用理性的工具来带领我们高举自己、荣耀自己、反叛上帝，现在，我们是在用非理性的工具来实现同样的目的，虽然手段不同，本质却是一样的，甚至是更加变本加厉，就是继续高举自己、荣耀自己、反叛上帝。这就是“神退民进”整个进程中人类思想加速堕落的又一个环节。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理性主义的衰落和“新二元论”的随之兴起，造成了现代人“心与脑”的分裂，也就是说，当我们相信、接受理性和非理性不再能够达成一致（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再统一地支配我们的言行和存在的意义）之时，那就意味着，我们脑子里所接受了的信仰，根本不必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上，也不必从我们的心里流露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唐崇荣牧师说过，脱离开启示的人本思想潮流，都是定时炸弹，因为它们在根本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到了时候，就要自行爆炸。这话真是没错。这种自我矛盾性，不仅会暴露在历史进程当中，也会呈现在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身上。我们看一看大多数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的生活就知道了 ―― 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大谈意志、秩序、伦理和道德，然而，他们的私生活一塌糊涂，尼采长年光顾最肮脏的妓院不能自拔，叔本华也过着一个极度自私、放纵情欲的生活，罗素在他编写的西方哲学史中这么说：“假若我们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是不真诚的。”曾经有一位护教家说过，一个人不能接受基督信仰，往往不是因为在理性上过不去，而是往往因为，他们在感情上不愿放弃不道德的生活方式。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样，在近代哲学思潮的带动之下，人类继续着自己离弃上帝而寻找自我存在意义的旅途，并且更加大胆地荣耀自己、高举自己。在理性中寻找意义也好，在非理性中寻找意义也好，人类就是不愿意回归上帝，在上帝的启示里面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悖逆的人类执意把上帝排除在生活之外，把绝对真理和标准排除在生活之外，我们最不愿意接受和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不仅是有限的，我们更是有罪的；我们不是世界的主宰，我们只是被造的；我们活在这世上，便要对这位创造的主负责，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祂绝对的标准之下接受审判。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神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

人类的这种光景，在2000多年以前，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就指明了：“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祂，也不感谢祂。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昧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罗马书 1：21－22）求神怜悯我们！

这样，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由于理性的瓦解，由于心和脑的分裂，我们的思维、言语和行为就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薛华说，今天的人们正活在这样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游戏规则”里面，而这一切的游戏规则，都起着占据我们的心，掳掠我们的光阴，拦阻我们认识真神的作用：“这个游戏规则可能是各种事物中的某一件。它可以是听来很堂皇、高不可攀的论调……也可以是一位只钻牛角尖的科学家，根本不思想物质为什么存在之类的大问题；又可以是一位滑雪专家苦练多年，就是想打破十分之一秒的滑雪记录；又或者是一个存在方法论中玩弄神学名词的游戏。这就是基建于自己的现代人的写照。”

（三）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当今社会彻底放弃了的寻求

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即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前车可鉴》里面并没有作很多的描述。然而鉴于这大体上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所生活的环境和世代，我们就在这里多花一些篇幅来分析一下。

在前面我们看到，人类思想文化演变的轨迹是，人们先是否定启示的必须，然后试图从理性的角度去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在理性的乐观消失了之后，我们开始从非理性的范畴来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然而，终于有一天，当人们发现非理性的努力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的答案时，人们就干脆宣布说：“存在的意义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后现代社会。

今天的这种光景，是一点不奇怪的，这在圣经里面早已写明了：“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但以理书 12：4） ―― 今天就是这个样子，人们的心好像被油布遮住，不愿认识真理；社会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对关于真理和信仰的事情越来越丧失兴趣，然而，与此同时有的现象是，人们往来奔跑，似乎更加追求和饥渴，人们更加殷勤地劳力，更加殷勤地研究，知识量不断加增 ―― 我们真是生活在不折不扣的“信息爆炸时代”，广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连电梯里、公共汽车里、出租车里都装了移动广告媒体），可是，在这一切的信息里所展现的只是浮华的、虚假的价值，毫无实在的意义，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靠卖楼宇广告起家并上市NASDAQ的分众传媒CEO江南春谈起他的成功秘诀时说：“人们最无聊的时候，也就是赚他们钱的最好时候”）；不仅如此，这一切的信息非但与真理无关，它们起到的作用更是反真理，混淆真理，稀释真理，嘲笑和挖苦真理。

在后现代社会里面，既然连“寻找意义”本身都失去了“意义”，既然我们人类不再承认、也不再寻找任何大过我们存在的存在、意义和使命，那么，正如薛华所言，人们唯一所要、所关心的，就单单变成个人的富足和安定了（只关心吃喝嫁娶、建造房屋，并不惜以失去部分个人自由、接受少数人的“精英统治”为代价）。这一点，作为今天后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在圣经里也早已写明了：“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马太 24：37－38）；“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腓立比 3：19）

既然提到“后现代主义”，那么，就应该有现代主义了。什么是现代主义呢？就如人们对“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明确定义一样，思想界和文化界对“现代主义”也没有明确的定义。然而大体上，现代主义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源于欧洲的一股乐观的思潮，主要表现为：迷信科学，相信科学可以解决、解释一切的问题，相信科学至终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哲学所不能带给我们的认知水平（即，使主体的观察可能反映客体的实际本相），并且相信依赖科学，人类可以建立起来一个工业化的乌托邦。（我们看到，这也是《但以理书》里所说的：在末时，知识必加增。）

然而很快，这一段短命的乐观情绪就蒸发消逝了，人们对科学的幻想也破灭了 ―― 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后现代主义就强势登场了，其结果，是社会更加地陷入到被“无意义”思维主宰了的文化艺术领域和全方位生活方式的泥潭 ―― 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不清，甚至被认为根本就没有去区分的必要；语言表达和客观实际之间的一致性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被厌弃；绝对和相对的界限被进一步撤销，甚至被颠倒、被嘲笑；人性和机器之间也没有区别了，也就是说人变为可完美操纵和驯良的高级机械……在人类思想史和实践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如此肆无忌惮、如此胆大妄为、如此无所顾忌、如此放肆而荒谬地偏离过神和神所启示的真理，其实，今天的这般光景，在圣经里也早已写明了：“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祂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祂的儿女。”（申命记 32：5）

前面我们提到，追本溯源每一次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其实都是一次思想运动，都有某个或某一批哲学家作为罪魁祸首；而文学艺术，是较早被波及的社会层面而已。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却是直接从建筑、绘画和文学等“实践领域”发动的，随后才促进了理论层面的整理和跟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大概是因为，既然人们已经堕落到全然否定了任何意义的存在、任何统一性/一致性的存在和必要，那么，还需要什么理论呢？于是，这个真空，一开始就完全让位给各式各样必须要靠噱头谋生的艺术家了。

美国布道家Ravi在一次联合国讲演中提到，有一次他去美国一个大学演讲（Ohio State University），在校园里经过时，看到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外表看起来极不规则、非常古怪。陪同Ravi的教授很得意地对他说，“这是按着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理念来设计的，如果你进到里面，你还会发现，有的门打开后，里面并没有房间；很多楼梯和走廊走到头后，是死胡同，并没有通向任何地方……整个的设计理念，就是基于无意义性（meaningless）和无目的性（purposeless）的。”

这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征在建筑领域的一个体现；虽然后现代主义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一个大杂烩），但它主要的理念，根据1985来北大讲学3个月的美国学者杰拇逊教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系列讲座中所说，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就是：主体的消失；深度的消失；历史感的消失；距离的消失。我认为，他所归纳的这四个方面，还是很到位的；无论我们是否有意识到，我们当下所处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世代，所以让我们稍稍多解释一下这四个方面的含义，看看这样一个“神退民进”的大跃进运动，是如何演绎的，是到达了怎样一个荒渺的程度！

首先是消失的主体，换言之，在后现代的思维里面，权威消失了，等级制度消失了，中心消失了，意义消失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提到的所谓“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自然，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中，神的主权和神所启示的真理也就理所当然、当仁不让地被去掉了。现在一代的年轻人，特别是所谓80后，都是在Internet的影响下长大的，而最近几年，成为互联网主流的Web2.0概念，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因为Web2.0宣言中所标榜的，正是所谓去中心化、反权威、反审美、反客为主、自立为王、各行其道、各显身手的理念和心态。

主体消失的问题，核心其实是伦理道德失丧的问题，因为主体消失了，就必然意味着我们对主体所要担负的伦理责任也就消失了，不存在了 ―― 于是，我们不必再对神负责了！我们不必再对真理负责了！罪人们不必再对主耶稣所传的悔改的道回应了！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师记 17：6）

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汇或理论（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连“定义”本身的意义都消失了），然而，他们却早已将后现代主义身体力行，并浸泡其中了；后果之一，就是责任感和归属感的完全丧失 ―― 我曾读到过一份市场定位策划案，里面对今天年轻一代、所谓新新人类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没有太多的责任感和忠诚度”，“我允许我立场不坚定，因为我总有抵挡不了的诱惑”，“哪儿里给我钱多，我就去哪儿里”……这真是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心态的写照！

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我们今天怎样硬着心、睁着眼否认神的存在，我们对神却具有与生俱来的责任，我们有一天仍要向神交帐，并且要记得主耶稣说过的：“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 12：48）

其次，是深度的消失，这意味着，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早已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寻求，放弃了理性的功用。一切都是感觉、感动、冲动和直觉，热衷一时之快感和某种说不清的享受（注意，这种心态与极端灵恩派人士的心态何其相似）。这样的思维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完全放弃了文章的“中心思想”，而单单寻求一种语言上的快感；这一点，在王朔的“新京味小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中，你根本不可能读出一个线索和目的，文字只是为了文字，语言只是为了语言，没有了深度，只有一些表达上的快感，仅此而已 ――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真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割裂事实与叙事；混淆事实与幻想；抛弃理性，抛弃绝对，抛弃客观，只要欲望无限制、无约束的满足。

我想起Ravi曾说过，今天的孩子们，是thinking by feeling（用感觉思考），是listening by watching（用眼睛聆听），这就是他们成长和受教育的方式和环境。真是没错！今天的孩子们，学习人生道理的主要途径竟是说唱乐里的大段对白，是漫画书里那寥寥可数的那几个字……今天，在一个“无意义”的文化氛围中，思考真理的功用，越来越失去了位置，真是可悲，又是可怕啊。

“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罗马书 3：11－12）